中華國際神學研究院
Chinese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美加神學院協會（ATS）及亞洲神學院協會（ATA）鑒定為正式會員
中華國際神學研究院Chinese-ITS的成立，似乎是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15：8），然而我們相信在神主權之下，這不是偶然的。從它“出生”的際遇來說，本院的第一使命是要讓學生能繼續以華文學習，但若從更高的角度來揣摩神的心意，就不能不接受祂對本院有更深遠的託付。
第一，為了中國教會的持續復興與傳承，需要傳道人。中國人不僅多，中國教會的環境更是特殊：從生存的角度來看，她必須繼續傳揚純正的福音;不管自身存在的條件如何惡劣，搶救千萬同胞靈魂的負擔，是她責無旁貸的。外界雖然鼓勵、支援，但“西教士”的時代早已過去了！中國教會自身需要出更多的傳道人。“自立、自傳、自養”——不管這名詞怎樣被誤用，都是現實的要求，並且已經在逐步的實現中。但主的教會並不是以國籍分的，基督的身體也不能被切割。中國教會的使命是與普世教會相連的，福音的責任雖在我們自己的同胞、中國弟兄姐妹身上，但神學的訓練卻必須是一脈相承，也不能自立門戶。自路德、加爾文、慈運理改教諸子開始到馬禮遜、米憐、戴德生、李提摩太等奉差到中國的使徒，並以往像蔡高、梁發等中國信徒的諸前輩、教會的先驅，都為神的作為在歷史上留下了軌跡。而神學的演變與沿革更是教會歷史的見證，又是豐富屬靈產業中的精華。
第二，中國教會需要完整的神學教育;此其時也！內地會的賴恩融（Leslie Theodore Lyall）在揮別中國的前夕，倪柝聲對他說：此去一別不知何日相見，但有一天你們回來的時候，不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來，而要以教師的職份回來，也把最好的解經書帶來。或許有人希奇，為什麼倪弟兄和神學教育會扯上關係呢？他不是反對神學的嗎？然而據我的研究，倪柝聲反對的是新派的神學，他自己所看的是福音派的神學書籍。在他的時代，正是新派當道的時候，最有代表性的劇變可算是梅臣博士（J Gresham Machen）被迫離開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事件了。但是“神死了”的神學，也把自由派的神學帶進了死路，因而有了美國福音派在20世紀的復興。倪氏所說的話，自有他的洞見，因為福音廣傳之後，必須要有深耕的栽培，此非有系統的神學教育莫辦！在他同時，我推想必有人也有此高瞻遠矚，只是所有史籍，我只找到倪氏之言而已！無論如何，他的話有先知性；觀諸當代中國教會有識之士都紛紛提出呼籲回應斯言，而中國教會的屬靈領袖，在接觸各種派別“培訓”之餘，莫不感歎自身神學教育根基的必要，以免落入風吹草動之搖擺不定中（參弗4：14）
第三，神學教育需要有自由思想的空間。任何學術都要有自由思想的空間，而反思更是神學的特質。自來神學都是為了服侍教會的，教會的問題必須由神學的反思獲得答案，反思不一定是個人的的冥思或反省，更可以是彼此的切磋或辯論。（徒19：9—保羅在推喇奴學房天天辯論有兩年之久）所以本院的教育特別重視啟發性；唐老師最核心的課程，最要緊的是教學生如何思想：凡是不能提出問題，只能記憶背誦的都沒有真正掌握神學的精髓。教條式的灌輸法是死的，而更危險的是，沒有自由的思想環境，神學也會落入屈從權柄的危機。
第四，神學教育必須在文化中紮根。思想的傳遞是靠語言，而語言塑造了理念。我們的教師，都有極優秀的雙語能力，因此，更感到經過翻譯來傳達神學教育是極不通達的事。中國遲早要有一套以中文“思想”的神學。（其實在乎有一群能以中文思想的神學家與神學工作者來傳遞一般中國人能聽得懂的資訊。）舉例以明之：像『分享』『委身』這類用詞正在中國語文中定型（傳達概念）且廣為世人所接受；更何況像講道學（法），倫理學這些深度需要文化內涵的學科，更當以中文授課與考核。
中華國際神學研究院當此建校之際，謹以此與本院同仁、學生（及未來莘莘學子）共勉之。
院長 周同培 博士 200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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