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好萊塢的《達文奇密碼》喧騰一時，造就了原作者丹布朗（Dan Brown）的同名驚悚小說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自2003年三月上市，傾售1200萬冊，打破美國小說暢銷紀錄，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90餘週，引爆歷史推理閱讀狂潮。丹布朗的小說木秀於林，風必折之，不久就引來歷史學家馬丁•倫恩（Martin Lunn）的《達文奇解碼》（Da Vinci Code Decoded，2004）的跟進。無獨有偶的，讓筆者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位首席007情報員的康納利（Sean Connery）所主演的《玫瑰之名》電影。這是根據新近逝世的義大利文評家、符號學者艾科（Umberto 1932-2016）的同名小說（The Name of the Rose）所編之好萊塢電影。小說梗概：時值中世紀，在義大利北部的一個修道院裡，七天發生了七起命案，有關（啟示錄8:7 – 10:7）七個喇叭手的預言每天都在應驗：“第一天，天使吹喇叭有冰雹夾著血從天上降臨；第二個天使吹喇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第三、四、五、六個天使吹喇叭分別有人死於苦水、日月星辰的打擊、爬滿地上的蠍子等大災大難……。”果然第一天年輕英俊的修士阿德莫在夜黑風高的大風雪晚上死於非命，摔死在竹樓窗外的懸崖下。第二天晨禱時人們在豬血桶裡找到了通曉希臘文的修士衛南丟斯的屍首。第三天圖書館助理貝倫加的屍首浸泡在浴缸裡，死者的舌頭和指甲呈現烏黑。第四天草藥師賽維利奴砸死在渾天儀下。第五天圖書館館長馬拉奇突然暴斃，臨終說：“像一千條蠍子一樣。”第六天修道院院長窒息在迷宮的夾牆裡。第七天火燒修道院，兇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威廉教士和學生阿德索憑著對符號、象徵、代碼的深刻理解和在哲學、文字學、自然科學、預言術等諸方面的深厚造詣以及大無畏的精神，揭開了血案發生地的主樓迷宮之謎，破譯了圖書館藏書的密碼，破獲了兇手致多人在幻覺中死亡的毒藥，最後終於找到了引誘兇手犯罪和多人斃命的圖書，並揭露了藏鏡人元兇——八十多歲的瞎子修士約格。瞎子約格為阻止修士們閱讀異教徒的書籍設下圈套，把試圖閱讀此禁書的人一一殺死，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還製造了《啟示錄》關於七個喇叭手預言應驗的假像。
這部小說主要是作者符號學觀點的具體實驗。艾科面對歷史不畏艱難，主張重讀自古以來的符號學觀點，用符號（sign）、所指（signify）、隱喻（metaphor）、象徵（symbol）和代碼（code）等五個主要概念給予評價和歸納。對於符號學的發展，他大膽提出符號學應在實踐中冒險，然後再探討它的哲學基礎。
艾科通過筆下的主人公威廉的言行圓滿地完成了符號學理論的實驗，並且把握時機通過威亷對學生阿索德的對話給讀者上了一課符號學理論的課程。他的言論時時與《符號學與語言哲學》交相輝映。正如威廉所雲：“要識破真相，世界就像一部巨著通過跡象透露真情。”闡釋跡象、觀察本質，解讀世界，瞭解真情，這正是艾科符號學的目標。
作家寫小說或詩歌是為了“要看真正的社會與人”，但《聖經 啟示錄》則是一部在特定時空之下寫給特定讀者群的神秘作品。其內容從頭到尾也充滿了符號、所指、隱喻、象徵、代碼等標記，想要正確捕捉作者的微言大意，談何容易？首先要注意寫作《聖經 啟示錄》的時代背景，其次必須注意“批判性的關聯化”（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1、合乎聖經；2、順服聖靈帶領；3、尊重歷代教會的詮釋團體；4、奠基於聖經神學的分析和結論，如此方可免除偏頗的門戶之見，或者予智自雄的獨得之秘。要緊的是從“本體意義”和“美學意義”之間，允執厥中，達到實用的目標，也就是所謂“信、達、雅”的翻譯原則。【1】翻譯家切忌“假傳聖旨”，無中生有，把原作者的本意扭曲；反之，解讀經文要警惕前人所謂“著書難，注疏更難”的心聲，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好似“走在地雷上”，深怕一不小心，可能觸發引信而粉身碎骨了。站在訓詁學的立場上，對於經典的掌握，必然通過四個層次：從認知到理解、到批判丶到評價，是好幾次質的飛躍，也就是運思層次的提升。如果認識上就犯了錯誤，或有了偏差，要想獲得適當的瞭解，都大有問題，何況批判、更遑論評價呢？
最後引用靈修神學作家努文（Henri Nouwen，1932-96）在《受傷的醫治者》一書中所說的故事：一個年輕的逃犯亡命到一小城得受接納，當士兵來找這逃犯，城裡的入為他遮瞞。士兵懷疑他們說謊，就警告他們交出逃犯，以免全城受累夷為平地。驚慌之餘，有入去請教牧師如何處理。牧師大驚失色，退到書房去查《聖經》。他徹夜未眠，輾轉反側，毫無所獲。就在破曉之前發現一經文：“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約18:14）牧師如獲至寶，告訴會友他的發現，於是年輕的逃犯被告發而捉到官裡去。全城歡聲雷動，通宵慶祝死裡逃生，躲過一劫。但牧師回到書房，心中仍舊悵然若失。天使在夜間向他顯現。“你為何忐忑不安？”天使問。“我哪知道呢？”牧師極其痛苦地回答。天使應道：“你如不讀經，而去探訪那個年青人，注視他的眼睛，你就一目瞭然了。”
這個悲劇故事令人反思：我們當如何正確瞭解《聖經》？故事中由於謬解經書變為致命之書；同樣的，在另外場合，自由之書變為奴役之書；恩典之書變為審判之書；靈魂之書變為死的教條。畢竟“郢書燕說”【2】的幸運例子少之又少。可見我們聽到的《聖經》資訊，依賴我們如何瞭解《聖經》。因此，我們在注解《聖經》之前，必須追問幾個問題：該卷書是什麼？作者是誰？我如何讀這一卷書？
注釋：
嚴復在《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丶雅”。
“郢書燕說”是一個成語，指的是在解釋文章時曲解了原意，但有時也可能表達出了有價值的觀點，當代學者於丹在解釋中國古書上所做的現代詮釋即是其中一例。武俠小說名家金庸曾說：“每人讀詩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別，很難有一定的解釋。……有一位曾先生分析我兩篇小說的感情世界，他寫的很好，但是我寫的時候並沒有這樣想。”